采访付玉英的那天是在社区卫生服务站里，由于记者先到了一会儿，就隔着玻璃向外面望。忽然，一个看上去40几岁，身体高大，背个很流行的双肩小包的女同志朝这里走来。看着来人迈着坚实有力的脚步，我断定她就是我的采访对象———付玉英。

　　落座后，付玉英沉默了一会儿，便向记者讲起了她的经历。

　　1987年，刚过而立之年的付玉英正是在工作上要大干，生活上开始充实、丰富的时候。可就是在她33岁的这一年，付玉英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合并症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她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活跃、开朗，整日和药物分不开了。十几年的时间，付玉英记不清楚自己吃了多少药，跑了多少家医院。就是这样，病情依然不见明显效果。

　　或许是病症给付玉英带来了心理压力，她很少出门，活动也少了许多。但就是这样，付玉英1999年偏偏又突发脑血栓，半身失去了知觉，无法动弹。那一年她刚好45岁。
 
　　45岁，本是年富力强，工作经验丰富的骨干，但此时的付玉英只有躺在床上，任凭家人和医生的各种治疗，她等待着奇迹的出现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救治，付玉英像一些同样的脑血栓患者一样，只是能够下地走路，她说话比原来少了，走路比过去慢了，身体也比早先渐显发福……

　　这以后，付玉英就在“心事重重”中过着日子，丈夫、孩子都想尽了办法，尽量让她开心，想法让她忘掉不愉快。
 
　　就在2001年，付玉英所在的首钢医院老山社区服务站开办了“知己促健康”活动，家人都劝付玉英去试试，丈夫和孩子实际是想让她和别人多沟通，聊聊天，免得总是闷在家里。

　　负责付玉英健康管理的医生告诉记者，付玉英刚来时，说话不行，不爱讲话，手也拿不住杯子，脸肿着也不见光泽。双方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了合作。

　　付玉英说，刚带知己健康监测仪时，总是看显示的运动量够不够，要是够了就不再动了。头几次打印出监测表时，感觉很慢，付玉英怀疑自己的仪器有问题，她对医生说：“你给我换一个吧！”“你走吧，你就是运动量不够！”医生告诉她。没别的办法，付玉英只好加大运动量，继续朝前走。

　　半年时间过去了，付玉英基本适应了“被监测”的生活。她说，每次医生给与督导，有时晚上了还用自己家的电话给我们指导，家长里短地一聊，心情还真开朗了。如果电话里医生说，“明天到社区服务站聊一会儿……”得，这准是饮食或运动出现了问题。见面后，医生就会说，下一阶段注意菜要多吃一点儿，运动量可以减少一些等等。总之，“知己促健康”活动，病人和医生之间真的没有距离，就像自家的保健医一样。付玉英有了这种感觉。

　　当记者问起付玉英的运动量时，她说，最早每天要消耗350大卡，后来自己注意多遛弯，争取消耗掉700大卡，医生嘱咐她运动量消耗要下来些，控制在400大卡就可以啦。然后就是调节心态，把血糖控制住。

　　付玉英告诉记者，从2001年到现在，她风雨无阻，每天都要出去走，一天下来得十几里路，她说，她连每次回娘家，从古城到老山往返都是步行。

　　采访将要结束时，付玉英说，如果能将知己病人的后期也管理起来就好了，大家一起搞些联欢、郊游、爬山等活动，就是AA制自费我都愿意参加。

　　望着眼前这位倒下去又站起来的病人，感觉着她内心和行动上的这些变化，我真的一时无法讲出“知己促健康”活动带给她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。

　　在这里，我只是默默地祝福她，付玉英大姐，迈开大步朝前走！